司马光、苏轼、程颐、朱熹等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

在北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不仅在文坛独树一帜，是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还在政坛上彪炳千古，尤其是大刀阔斧的"王安石变法"，更使得其名名震天下，成为响彻后世的风云人物。

不过，正因为王安石推行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人们对其评价毁誉参半，认可他的人认为王安石力挽狂澜，扭转了北宋积弱积贫的局势，尽管变法失败，却使宋神宗年间的国库收入明显增加，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呈现了百年不遇的繁荣景象；不认可的人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弄得民怨沸腾，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只是把大官僚、大地主及老百姓的钱财"装"进了官家口袋，无异于巧取豪夺，还造就"新旧党争"，使得北宋的政治生态发生剧变，以致大宋王朝走向衰败，最终导致"靖康之耻"。

王安石似乎功不抵过，还有大宋"罪人"之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不仅有守旧势力，正人君子也不看好，司马光就不说了，就是苏轼、程颐、朱熹等也认为"王安石变法"维新措施弊端很多，又过于激进，并不利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旨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何以功败垂成，有如此反差很大的评价，令人唏嘘？

一、王安石其人

公元1021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王安石乃少年英才，自小就聪颖好学。其父王益曾任临川军判官，在王安石16岁时调入京城。

王安石于是随父到京城生活，21岁时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后来得任淮南节度判官之职。

王安石任该职的任期届满后，便转到鄞县当了4年知县。在而立之年，王安石迁任为舒州通判，因政绩突出，得到当朝大员文彦博、欧阳修的举荐，不过，王安石以须侍奉年高的祖母为由，拒绝了越级提任。

由此，王安石便长期在地方为官，后历任群牧判官、常州知州、度支判官等职。在朝廷多次委任下，不惑之年的王安石才出任京城知制诰，负责刑狱案件。

公元1063年，王安石42岁时，其母在江宁病故，王安石便辞职回江宁守孝，"丁忧"期满后，迁任江宁知府。期间，满腹经纶的王安石根据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实际，针对北宋"重文抑武"下造成的积弱态势，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维新举措。

（宋神宗）

二、王安石变法

公元1067年，年仅17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这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以期实现北宋中兴的少年天子。他召见了王安石，对他的设想很是认可。

两人可谓"君臣联袂"，一拍即合，政见高度契合。

于是，在宋神宗的器重下，48岁的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北宋年间最震憾的脱胎换骨般的政治变革"熙宁变法"，也就是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

次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安石变法"：

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实行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在强兵方面，实施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等；两年后（即1071年）又改革科举制，实行太学三舍法等。

为冲破实施变法所遭遇的阻力，个性执拗的王安石还发出了"三不足"的铮铮誓言，表示自己将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

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

在宋神宗强力支持下，"王安石变法"得以间断与不间断地实施了十五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官僚、大地主的豪强势力，使之对农民的剥削有了一定的限制，也增加了国库收入，推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

无疑，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朋党之争

公正地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时期积贫积弱的局势，还改变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情形，王韶、章楶等军事将领得到培养，从而脱颖而出。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王安石变法"其实是单纯的利益角逐，随着变革的深入，自然灼伤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对老百姓的利益也有很大的伤害。

以致上下两个层面对"王安石变法"都不是那么认可。

更严重的是，"王安石变法"还引起了激烈的"朋党之争"，以曹太皇太后、高太后为靠山的保守派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司马光为此专门写了《与王介甫书》，直陈王安石变法的种种弊端。

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也毫不示弱，据理力争，王安石回复司马光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是逐一反驳。

一时，新旧两党唇枪舌战，争斗得很激烈，朋党之争达到白热化程度。

可惜的是，王安石过于激进的做法和识人不准的眼光为他的变法失败种下了隐患。

一方面，王安石对反对变法的朝臣不分青红皂白，听不得杂音，一概纳入对立面打压。如：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有十大过失，王安石便不问原由，唆使神宗皇帝将其贬任地方；后来，先后有程颢、刘述、范纯正、林旦等人不支持变法，也迅速被贬离朝堂。于是，朝堂上的一大批贤臣被挤走。"正"的力量被削弱，"邪"的力量便滋长。这也是后期王安石变法推不动推不走的诱因。

另一方面，凡是附和、倾同"王安石变法"的，王安石又不加考察，一概委以重任，使得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所谓的"官场新秀"，迅速进入"王安石变法"的阵营，成为墙头草和媚上的政客，反而将"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引向政治斗争，使得"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最终将改革彻底葬送。

（程颢）

如王安石举荐的吕公著代替御史中丞吕诲，提升李定、吕惠卿、曾布、郑侠、章惇、蔡确、蔡京等人，并没有如王安石所想把变法深推下去。

公元1074年，一场旱灾让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神宗皇帝对王安石变法产生了一丝犹豫。王安石提名的"监安上门"郑侠觉察到了，趁机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呈皇上御览，力阻变法，打算借机弹劾王安石。

早已对王安石不满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等人，迅速联合向神宗皇帝施压：上天已震怒，不能再实施"王安石变法"了。

当年4月，宋神宗无奈之下，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免去王安石的相位，改任史部尚书。由王安石推荐、信任的吕惠卿接任参知政事推行改革。

哪知吕惠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他上台后，只管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还意欲碾压王安石，使之不能还朝。

所幸有三朝元老韩绛等人的秉公直言，吕惠卿的伎俩未能得逞。次年8月，王安石复相，还被宋神宗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吕惠卿被贬，外放陈州。

不过，此时的改革派内部已呈现分裂。由于王安石识人不准，启用的人多是阳奉阴违之徒，并没有把心思真正用在利国利民的想法上，而是想着如何中饱私囊，变法开始举步艰难。

1076年，孤掌难鸣的王安石因长子病逝，只好第二次辞去相位。尽管后来王安石也累获启用，亦曾受封舒国公、荆国公，但变法已步入困境，不过是步履蹒跚地苦苦维系罢了。

公元1085年，随着神宗驾崩哲宗上位，在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下，启用司马光为相，便全面废除了"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

四、令人唏嘘不已的"王安石变法"

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就这样功败垂成，让人唏嘘。

纵观王安石实施的十五年变法，他的人品和堂堂正正的想法，都是难能可贵的。他对事不对人，一生孜孜不倦地为理想、为抱负而拼博，展示出斗士的顽强精神；同时，在高洁的情怀下，他特立独行、不屈不挠地硬战到底，不懂变通，又体现出"妖人"形象，以致苏轼称他："此老乃野狐精"。

可见，王安石的一生，波澜壮阔。他历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朝，始终以"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战天斗地，清廉朴实，敢于直面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直面改革，以期"富国强兵"。

从这个层面而言，王安石是了不起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改革家、思想家。

不过，"王安石变法"显现出的问题及存在的严重不足，也使得他原本有远见的想法最终在顾此失彼的实施过程中流产，导致变法功败垂成。其惨重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王安石过于书生意气，他的性格又偏执狂妄，刚愎自用，没有宰相的气度，仅凭一腔热血与个人才华与所有的大官僚、大地主等利益集团为敌，还不注重韬略，想当然地孤军奋战，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个性缺陷是难以统率伟大的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的。

兼之他又容不得反对的声音，在识人用人上严重不察，任人唯亲，不辨忠奸，导致"王安石变法"原本是一部好经，却在激进、势弱和不纠偏中步入死胡同。

这不能不说是深深的遗憾。

"王安石变法"的功败垂成，说明：要解决好内忧外患，仅凭美好的愿望，单一依靠强硬的手腕"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不注重循序渐进，不考虑统筹兼顾，不具备"能容于物，物亦容矣"的气度，不培养、不依靠一批正直能干靠谱的人才，结局如同"镜花水月"，即便强硬推行，也是昙花一现。不过，能留下很多值得警醒、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是很有裨益。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