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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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布道时当众宣布，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并不是兄妹，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她认为这种对她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就禁止他俩跨进她家的门坎。在她看来，他俩等于死了。于是，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租了间小房子，住在那儿，除了霍·阿卡蒂奥的吊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

　　在新婚之夜，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把她的一只脚给螫了，雷贝卡说不出话来，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地度蜜月。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愕，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连诺关心年轻的夫妇。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给了他们一点儿钱，直到霍·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毗连的一块荒地。至于阿玛兰塔，她始终克制不了对雷贝卡的仇恨，虽然生活给了她梦想不到的快乐。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可是按照她的愿望，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星期二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已的不幸。

　　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带子，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如葡萄牙沙丁鱼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借以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有一次，他甚至赠给她一张漂亮的马尼拉披巾。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她猜到了他的意思，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她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

　　每逢星期二，午饭之后，当她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他都陪着她，尽量使她快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

　　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

　　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

　　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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