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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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

　　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

　　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

　　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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