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鸟的距离
更新时间:2023-08-14 14: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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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蓝喉拟啄木鸟的时候,心脏一下子停住了,那一刻不知道说什么好,呼吸也不敢呼吸。」他又说,「在东北,第一次看到大天鹅的时候我也差点疯了,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好看的鸟儿啊!」
这是成年人很少能体验到的时刻,世界突然变得奇特,而非平庸。
观鸟者,又称为Birder,即以观察鸟类为爱好的人类。发现他们很简单,如果在城市公园,你遇见了一个脖挂双筒望远镜,双眼不知在树上凝视什么的人,大概就是他们了。
鸟,究竟有什么好看的?我对热衷于观测小鸟的人群感到好奇。今年4月,我无意中关注到一则关于上海市民观鸟大赛的信息,决定到这场鸟赛里凑凑热闹。
鸟赛定在4月15日早晨,地点是上海世纪公园。比赛规定,三人一组,年龄不限。据说,这届鸟赛名额紧俏,报名渠道发出10小时后,55支队伍的名额就全满了,参赛者们要及时蹲点,才能抢到一支名额。那天一大早,集合地点就乌泱泱聚了一群人。他们挥舞着自己制作的队旗,找寻同伴。
队旗质量不一,有人精心制作了一面大而显眼的布面旗子,也有人高高举着一张单薄的A4纸,上面打印着几个朴素的黑体字,几乎淹没在人群中。一张张小旗子上,他们用队名表达自己的主张,有「华师大香香鸡队」、「重在掺和队」、「认鸟都队」「OMICRON队」等。
和国内多数鸟赛相似,这场由上海野鸟会主办的市民观鸟大赛,竞赛规则是每支队伍在规定的区域内,尽可能多地找到并认出不同的鸟种,将它记录在册,时间限定为3小时。作为监督和指导,每支队伍会配备一位有经验的随队观察员。最后,每支队伍带着各自的记录本回到起始点,展示自己的观鸟图鉴。如果遇到有争议的鸟类,队伍还需要接受专家评委的答辩。
有人在人群里喊了一声「开始啦」,人群瞬间四散开,有的队伍朝树林里钻,有的直奔河岸,有的队伍晕头转向,瞅着有经验的队伍就跟上前去。最受欢迎的是一支由三个高中生组成的队伍,三个人身后零零散散跟着近十个人。他们抬起望远镜,跟随者们也纷纷举起望远镜,四处定位鸟的叫声。
观鸟者们信奉着一些「迷信」。例如,厕所附近,可能撞见不少来觅食的鸟只。带一个新人来观鸟,有新人buff伴随,大概率会有好鸟。把望远镜和摄像机都收起来时,反而能遇见一只好鸟。这些经验只属于资深观鸟人,市民鸟赛中,有的参赛者甚至第一次使用双筒望远镜。
鸟赛观察员赵天天后来回忆,自己负责的那支名为「鸟语花香」的队伍,队如其名,是他见过唯一真正「佛系」、漫步观鸟的队伍。她们全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三个人共用一只望远镜,她们从乌鸫、白头鹎、珠颈斑鸠这类上海最常见的鸟开始学习,最后竟然也看到了20种野生鸟类。当他看到有人随身带着一个长长的背包时,以为是专业的三脚架和单筒望远镜,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长笛,看完鸟,她要顺路去南京演出。
后来获得一等奖的「走路加新」队则早早制定好了策略——声东击西。他们提前两天到公园踩点,画好了路线图,先朝没有太多人的地方冲,再逆着人流往回走。这样的策略为他们带来了41种鸟类的好成绩。
屈居第二名的「趣观鸟」队以1个鸟种的差距落败,他们是全员小学生。
近十年,上海涌现出一批观鸟爱好者,这一切有迹可循。上海是一座和鸟类十分亲密的城市,它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迁飞路线上,这里有泥沙堆积的滩涂,还拥有位于崇明东滩的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飞路径上一个重要的物资补给站。每年有数百万只鸟哗哗哗地从这条道上飞过,根据今年3月公布的一份鸟单,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海现在总共有519种野生鸟类,占全国鸟种的34.6%。
和北京的鸟种状况不同的是,这里真正的留鸟只占约10%,剩下的90%都是有迁徙习性的候鸟。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旅鸟——它们夏天不在上海繁殖,冬天也不在本地越冬,每年,它们在上海停留的时间窗口极为短暂,只有一个星期或是几天的时间。
每年台风过境,上海都会迎来一些「妖怪」。这是痴迷加新或是已经看惯本地鸟种的观鸟者最盼望的时节。每个观鸟者都有一份自己的「鸟单」,观测到新鸟种,可以为这份鸟单「加新」。鸟友们会在台风过境后就早早出门,到处搜罗有没有新鸟种「随机」掉落在某处。
去年9月,台风「梅花」登陆上海,台风过境的第二天,一早,赵天天就看到观鸟群的消息(观鸟人称「鸟讯」),世纪公园出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凤头燕鸥。然而要出门的他很快被现实拦住了——他前一天以为不会出门而没做核酸。
等到中午核酸结果出来,他飞奔到世纪公园,鸟友告诉他,20分钟之前,中华凤头燕鸥已经飞走了。还有鸟友仅仅差了几分钟,就和中华凤头燕鸥失之交臂。那天是工作日,他没带相机,特地请了半天假,回家拿个相机的工夫,鸟就离开了。他说,下次台风天说什么也要把相机带着上班。
去年从复旦大学鸟类生态学专业毕业后,赵天天开始在一家从事自然教育等户外活动的公司工作,空闲时间承担一些鸟类等生物生态调查任务。每个周末,他会组织一些或公益或付费的观鸟活动和科普讲座。他从小在崇明岛长大。那时候,崇明岛还未被开发,更接近荒野的状态,水鸟盘桓在岛上,水河沟很清。他跟着父母去钓龙虾,能一眼看到龙虾在什么地方,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吊绳杆子,系上一块肉,就能钓上小半桶龙虾。
赵天天组织的观鸟自然活动,参加活动人群的年龄层次包含1940后到2010后。图源赵天天
对于一个在荒野里长大的小孩来说,他认为自己总有一种要奔向自然的念想,上大学选了这个专业,「下辈子再找一份符合主流的专业」。赵天天笑着说。
从2019年元旦开始观鸟,赵天天已经在上海看了350种鸟类,前两年,他对「加新」十分有热情,甚至奔赴其他省份记录鸟种,享受「不杀戮的狩猎乐趣」。后来,他转向自留地观鸟,也就是后院观鸟、小区观鸟。「你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观鸟,你会发现,自己的小区原来是这样的,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鸟类组成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如果你哪一天给自己的小区加个新的话,会非常高兴。观鸟的时候,不只是看鸟,你还会关心那个地区的植被,它和其他动物的关系。」
一种名为红脚苦恶鸟的鸟,赵天天还没有在本地见过。前年11月份,住在虹桥外环绿地的朋友给他发来消息,自己家门口的小河边,看到了红脚苦恶鸟。赵天天很心动,希望能去加本地新,但当时没有时间过去。过了一个月,朋友告诉他,小河的状况不是很好,红脚苦恶鸟属于秧鸡类,喜欢在芦苇草丛之间活动,但是冬天一到,那边的芦苇都被悉数砍去,「只是因为某些部门觉得,芦苇到了冬季会枯黄,不好看又会有火灾隐患」。
后来,赵天天再也没有亲眼见过它,失去落脚点的红脚苦恶鸟,不知道飞去了哪里,「所以我们经常说观鸟要趁早,真的是趁早,要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这个城市它变化太快了。」
在鸟的眼中,上海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已经成了它们赖以生活的「自然」。看得开,想得穿,够用就行。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鸟类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生存哲学。
麻雀、 白头鹎、乌鸫、珠颈斑鸠,被鸟友们称为上海城市鸟类中的「四大金刚」。在城市绿地看到的鸟,多半是它们四种。它们分布极广,足迹遍布小区、公园、绿地,不惧怕人类。如果你的家里有一个废弃的花盆,放在合适的地方,就有可能会长出乌鸫来。花盆里看到一窝乌鸫崽子已经不是新鲜事。作为「四大金刚」之一的乌鸫是个学舌的高手,长年累月的城市生活让它学会了如何模仿电瓶车的报警声。
居住在比较高的楼层,你有可能会获得一波红隼。它们热爱人类的空调机箱,等待热气喷发出来,再乘着气流起飞。上海少山,喜欢利用上升气流的猛禽并不介意环境是一个自然峭壁,还是一个人工高楼。在高层阳台,甚至可以看到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猛禽从你头上飞过。
冬天是找鸟巢的最好时机。树叶落尽,往树的高处看,尤其是梧桐树,有人会发现一大团的黑球。鸦科和猛禽则会在灯塔、高压线和高大的树木上搭建巨大的巢。
对筑巢最糊弄的鸟类大概是珠颈斑鸠。有市民曾经在一个儿童公园的平地上发现了珠颈斑鸠的鸟巢,它十分潦草,仅仅搭了两根树枝。它们孵蛋的时候,漫不经心地走过来,走过去,来回滚一滚。有的时候一定程度的冒险,拥抱不确定性,也可以带来一个好的结果,不需要那么焦虑。这是珠颈斑鸠给市民们带来的信息。
在上海和平公园的自然教育中心里,魏宇宁(泖汊)向我展示了不同环境中的鸟巢。她是斯坦福的博士后,一名关注多物种的生态野外调查研究员,也是这间自然教育中心的创始人之一。
第一只鸟窝是浅棕色的,是山鹪莺用苇草编织而成,常见于村庄和田野。第二只鸟窝有点黑,混杂着大量的泥土,它来自较为幽深的森林。建造这只鸟窝的紫啸鸫很有闲情雅致,甚至在上面点缀了苔藓和枯叶。其余两只白头鹎鸟窝是最特别的,它们被捡拾于城市地带,树枝里缠绕着蓝色、绿色的玻璃丝和塑料制品,颜色非常鲜艳。
不同地区的鸟窝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图源林秋铭
泖汊说,「假如我们去比较城市里的一些动物和我们城市里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要向城市里的动物生命去学习的,它们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韧性要强得多。」
在少有芦苇和苔藓的城市里,鸟类发现了一个实用的材料——塑料。塑料的损耗率很低,不易滋生寄生虫和细菌。对于鸟来说,这就是可寻找到的、韧性长久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有时也是致命的,在阳光暴晒下,塑料会分解有毒物质。每年,上海都会记录到苍鹭被鱼线和玻璃丝勒断脚爪。
城市噪音显著地影响了鸟的叫声、叫腔、整个表达方式,甚至是鸣叫的时间。秉着「惹不起还躲不起」的原则,白头鹎、麻雀会躲着清晨来公园锻炼的人,鸣叫时间比乡村更早一些。2020年以后,人类的活动减少,当研究人员再度测量时,发现鸟儿们显著地变回了原来温柔婉转的嗓音。而202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它们的分贝又提高了。同伴的声音被噪音淹没,它们不得不提高嗓门。
一个常常被市民们忽略的细节是,城市夜间的灯光造景对鸟类造成的影响。公园的行道树下,射灯由下到上打出的红绿灯光,让鸟类难以适从,它们只能再找其他幽暗的地方睡觉。
上海封控期结束后,人们在公园过去跳广场舞的区域看见了一只凤头鹰在树上筑巢。凤头鹰是缺乏安全感的鸟类。人走了以后,它变得大胆起来,开始尝试探索不同的领地。
上海自然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何鑫认为,观鸟者的数量之所以会增多,是因为鸟类在城市中特殊的生态位。在中国,你可以看到1500多种鸟类,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又是一个可以达到的数字。阶梯感很强,数量刚刚好。「你会发现,其实鸟类它是忍受人类比较高的动物类群。其他动物类群,在高密度人口环境之下,要么都是很小、很隐蔽,难得一见,要么就灭绝了。我们没做什么事,鸟类却主动去适应了我们所创造的环境,愿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已经很难得了。」
人类的日常生活,究竟可以和这些鸟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鸟类和人类在城市里恰当地共存并不容易。麻雀和椋鸟,常常钻进上海市民的空调机箱中,还有一些鸟类,会直接住在汽车的发动机里。它们的粪便和鸟巢会对城市电路带来影响。去年,一只黑翅鸢被发现在电塔上筑巢,电力部门不得不将鸟巢清除。
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的经三路,曾经被称为「天使之路」。从2010年开始,这里有大量白鹭和夜鹭在樟树上筑巢,4月来临,8月离开。它们产生的白色鸟粪覆盖了树枝和大半块路面,走过树下,会闻到强烈的腥臭味,还必须打伞,防止被鸟粪淋在身上。学校没有办法,拿高压水管冲洗,但容易把鸟巢里的小鸟冲下来,他们曾经尝试把树全部修平,却遭到学生抗议。最后在2013年4月,水鸟困境才稍有平息。每年春天,清洁人员将鸟儿们的窝一只只迁移到树林深处,直到它们在夏天飞离。
去年,一位上海市民捡了一只斑头鸺鹠的雏鸟,斑头鸺鹠一路追到警察局,蹲在警察局门口玻璃上瞪着。随意救助小鸟,对于亲鸟来说,是一个「绑架行为」。
相比于哺乳动物,面对难以个体化识别的鸟,人更不易产生感情。失去了情感上的连接,鸟类活动就被视作人类活动的障碍。
包括上海在内的一线大城市,一些临街商铺不再愿意清扫家燕的粪便,大量拆除家燕的鸟巢,或是用封板、水泥封平,不顾鸟巢里还处在哺育期的家燕幼雏。「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喜欢燕子了。新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慢慢地淡化了原来的文化,更多的是出于功能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以前燕子来了,农民们知道,要准备插秧了。燕子作为一个春的使者,这个身份就显得很重要。但是现在大家对春的期盼变低了,对燕子也生厌了。」泖汊告诉我,「以前的老房子,是允许我们与燕子一起生活的,屋檐下很多排水沟,人们把生活废水倒入沟里,家燕落下的粪便也会被沟水冲掉。现在在城市里,我们需要额外请一个保洁人员去打扫。」
人类活动对鸟的干预绝不仅仅发生在上海。泖汊记得,一次,她在成都双流机场候机,机场内部坐落着一座新设计的特色庭院,她围着庭院的玻璃幕墙转了一圈,「血压都拉到顶了」——有5只死鸟躺在地上。
由于机场大楼造型像一个瓮,口小、内部空间大,风压向内压。庭院里漂亮的阁楼和树林,吸引着鸟前赴后继地往里钻。等到要出来时,周围干净亮堂的玻璃看上去毫无阻挡,它们用力飞出去,结局是撞死落在玻璃幕墙下。
「你想帮助鸟,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建设好它的家。其次,鸟类友好的设施。」比如说,在城市当中,补足一些小池塘。对于既有的建筑,可以通过在玻璃窗或玻璃幕墙上贴鸟撞贴纸进行补救,「对于人类来说,它对于你的视觉其实没有带来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鸟来说是生与死的重大差别。」
上海大部分的河道用砖石砌起来以后,水生植物难以生长,水面上几乎只有一种鸟,就是小䴙䴘,河岸边只剩下夜鹭和白鹭。何鑫注意到,为了美观,管理部门会在河道中间放一些塑料浮岛,放置人工种植的植物,这个设计无意间造福了许多鸟类,白鹭和夜鹭会落在这里,接近水面。
「我们提很多保护建议的时候,会说多做点浮岛是对鸟类有好处的,建议这样做。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浮岛肯定是出于城市美化的角度,并不是为了鸟类而设。但是这样一来,白鹭就可以站在这儿了。」何鑫说,「鸟类的要求真的很低的,只要有这样一个浮岛就够了。」
作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指示物种,鸟不会平白无故地增加和减少。新鸟种突然造访上海,或是某种鸟类突然增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大概10年以前,上海没有任何有关凤头鹰的记录,它喜欢比上海纬度低一些的城市,且不属于迁徙鸟。它最早在共青森林公园被发现,近10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园绿地。这意味着,它的繁殖区北移了,位于安徽的栖息地也许出现了问题。「我们也知道,夏天越来越热,鸟类的反应代表着这片区域的气候或者环境的改变。」泖汊说,「大家也会留意说,城市里的鸟好像多了,但是如果用具体的鸟种掐一掐,你想想真的是生态变好了吗?」
2014年前后,上海崇明突然出现了8000多只花脸鸭,这些花脸鸭极有可能来自韩国。之前还栖息在韩国东林水库的20万只左右的花脸鸭突然减少到5万余只。附近机场的建设,直升飞机把花脸鸭「吓跑」了,另觅其他的生境。
泖汊让我想象自己是一只正在路过上海的迁徙鸟,「假如你远远地看到一座城市它在发亮,已经看不到北极星的指引,虽然不像飞蛾扑火那么显著,但是研究显示,你还是会不禁向光源的方向偏离,决定在这里落脚。但是突然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对于鸟类来说,挑战要多过机遇。被光影响,失去方向非常危险。」去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所有经过黄海的迁徙鸟,数量都大幅下降。这和黄海的捕鱼数量、滩涂开发的程度、城市的光污染程度密切相关。
对迁徙路线的忠诚度写入了鸟类的基因,每年就只会在某个地方经停。如果迷路,看上去四五十公里的短短距离就可能成为压死鸟类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泖汊看来,国内仍然缺乏充分的有关城市鸟类的公开数据。在英语流通区,主要使用的公共数据库是eBird,只要拥有一个eBird账号,用户就可以查到所有鸟类数据。但中国类似的鸟类数据系统——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是一个封闭系统。对外,不和任何国家或数据库发生连接,对内,用户之间无法交流数据,只能查到某个地区的具体项目。
此外,林业部门近年来的调查数据都走向内部封闭。至2023年,上海市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监测月报,才通过上海林业公众号公开,包含鸟、兽和两栖类数据。「我们当然希望,这些数据库有朝一日可以开放,这对于研究者和鸟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泖汊说。
一部有关观鸟的纪录片《中央公园效应》中,一位观鸟者这么解释人类对于鸟类的痴迷,「人类渴望去触碰并保留那些会溜走的东西。」
观鸟者东来喜欢这部片子,逢人就推荐。她是一名作家,在上海生活了10年左右。大概3年前,她开始跟着男友渡边去市区公园观鸟,由此喜欢上了这件事。比起加新,她更愿意被观鸟驱动,去和自然发生连接。
「观鸟是你走进自然的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她说。
渡边喜欢的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是一个观鸟的狂热爱好者。40岁出头的时候,在朋友的引导下,他迷上观鸟,每天清晨,他会拿着望远镜,穿梭在纽约的公园里。渡边好奇,观鸟这件事真的有那么有趣吗?能让理智的弗兰岑也能为之疯狂。
去年冬天,渡边在虎丘湿地公园观察到了第一只红胁蓝尾鸲,他每天都会向东来念叨,红胁蓝尾鸲还在吗?我们再去的话,会看到几只?他们期待,明年能再看到它回来。「你认得它们的名字,知晓它们到来的时间,很怀念跟它们重逢的那种感觉,一次又一次。」东来说。「每一只候鸟到访,都会牵起『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奇妙感受,并期待着来年后年的再次相逢。等待和追逐,都是birder的功课。」她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
东来与队友参加上海市民观鸟大赛,他们的「走路加新」队最后获得一等奖图源东来
最初进入观鸟群体,东来发现,这个群体没有太多女性观鸟者,如果有,也大多是单身女性或还未生育的已婚女性。观鸟、钓鱼这样长期的户外活动,对于要承担过重家庭责任的女性来说,是不友好的,她们缺少走入这样活动的时间和机会。她也观察到,女性观鸟者与男性观鸟者在观鸟方式上的不同,「女性观鸟者通常非常佛系,她们对自然的入侵性很小,男性鸟友热衷于相互竞争,他们希望自己拍出最好、最清晰的照片,所以有时候对鸟类的生境造成破坏。」
其中一种破坏行为,名叫「巢拍」。为了拍到鸟繁育幼雏的画面,拍摄者会对它们隐蔽的巢址进行近距离拍摄,甚至破坏鸟巢,把鸟巢旁的树枝剪个精光,导致小鸟被晒死。鸟儿们的巢址一旦暴露,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拍摄者,影响鸟类育雏,甚至弃巢。一旦在哪个微信群看到「巢片」,东来就会立即退群,并在退群之前把对方大骂一顿。
东来过去住在漕河泾一带。那条河曾经因为阻塞和污染,味道很难闻。做了各种综合处理之后,生物多样性提升了。鱼变多了以后,夜鹭一只又一只地回到这里。短短200米的路程,可以看到30只夜鹭。每次晚上到河边散步,她都要去数一数,是不是还有30只。「如果你长期观鸟的话,你会特别在意某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当你看到一个地方它再也不适合鸟类生存了,特别的痛苦,就好像失去了很多朋友。」
前年开始,漕河泾终于有了第一只翠鸟。一开始,东来以为它只是在附近休息一下,后来发现它选择驻扎在这里,东来开心坏了。翠鸟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的一种鸟,它愿意留下来,说明它认可这里。
即使后来离开了漕河泾,附近居住的朋友仍然给东来播报「翠鸟日报」,记录那只翠鸟整个的生命进程:它今天抓了鱼、这里出现了两只翠鸟、两个小翠在相互追逐。
去年春天,东来离开上海,决定定居苏州。她和男友选择住在虎丘湿地公园附近,那里过去只有零星的鸟类记录,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时间,每隔几日,他们都会造访湿地公园,记录当日的鸟类数量。他们住的房子对面,是一片湿地和农田,这里是他们的自留地,可以日日到访,记录鸟种变迁和鸟类数量。附近的农户每次看到他们又来看鸟,总是叫他们拔一点地里的菜吃。
我拜访的那个下午,东来邀请我一同观鸟。我们路过一棵开得繁茂的洋槐树,几十只灰头橙腹的小鸟在树冠里穿梭,啄食槐花。东来告诉我,它们是燕雀,冬候鸟,已经快到它们北迁的时候,过几天这些鸟儿就会从公园里消失。「当你观鸟足够多以后,你的心里面就有一张地图,有了一个观鸟的时间表。大概到了洋槐花开的季节的时候,你就会在想,有一种很好看的鸟马上就要来了,你会变得特别期待,当然,也有一些冬候鸟正准备离开。」
在上海和苏州看到寿带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前两年,同样的季节,东来在老家景德镇的一个罕有人至的湿地公园,偶然发现了十几只寿带,一次看了个饱。她感到放心,或许寿带没有那么罕见,「知道它们种群数量还可以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安定,它们可能还挺滋润的。这种感觉很重要的。」
一个资深的观鸟者,还会计划自己的观鸟大年,他们会追随着鸟类的迁徙路线,计划好每一个季节去看什么。这同时是观鸟竞赛的一种形式,参赛者用一整年的时间和精力,记录自己观察到的鸟类种类数量,数量最多者取胜。他们在全国各地追逐不同种类的鸟,有的参赛者甚至会为此放弃整整一年的事业和生活。
一年中有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间,东来和渡边追随着鸟迁徙的时节,到各个地方看鸟。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张家港观赏即将过境的鸻鹬鸟类,再前往天津,观测猛禽迁徙。「我后来过上了一种养生的生活,也不喝酒,也不抽烟,只想赶快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完,然后留出一整块时间出去看鸟。你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爱自然,多于爱人类的人。」东来说。
一次在云南观鸟,东来曾经碰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走路颤颤巍巍,仍然扛着硕重的装备。他们在一棵巨大的木棉花树下,等待大灰啄木鸟来觅食。等到天黑,啄木鸟也没有来,等待的时间里,老先生拍着大腿,讲起过去让他怦然心动的鸟儿,「我第一次见到蓝喉拟啄木鸟的时候,心脏一下子停住了,那一刻不知道说什么好,呼吸也不敢呼吸。」他又说,「在东北,第一次看到大天鹅的时候我也差点疯了,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好看的鸟儿啊!」
东来理解老先生的震动。这是成年人很少能体验到的时刻,世界突然变得奇特,而非平庸。
老先生退休以后才开始观鸟,观鸟15年,看了800多种。只有在观鸟时,他才感觉不到身上发生的衰老和病痛。「等到你真正开始发现这件事很有趣的时候,你能看到的东西已经不够多了。」他告诉东来,自己前半生浪费了太多时间,「时间太有限了,而且鸟也不会等人的。很多鸟它消失了,真的消失了。」
拍摄到这只棕腹仙鹟时,东来感到心脏都停拍了图源东来
去年春天,赵天天没能出门观鸟,错过了一整个迁徙季的鸟讯。复旦大学实行封闭式管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单人间宿舍,床上躺累了,就坐在桌前。他逐渐变得不想起床,由于电脑落在教室,无法取回,他开始学习如何打坐,消磨时间。
直到他听见楼下传来鹰鹃的叫声。鹰鹃喜欢在凌晨鸣叫,接着是乌鸫、灰喜鹊,等到天亮,黄眉柳莺也加入大合唱。人类活动减少后,它们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他住在11楼,从未想过鸟鸣能传得如此清楚。为了离它们更近一些,他曾经偷偷跑到过一楼。
后来,他会在不同时间点起床,用手机录下楼下不同鸟类的鸣叫,「当人被封禁的时候,你听到鸟叫声,你会觉得,鸟好像反而更自由。」
那年五一,上海野鸟协会举办了阳台观鸟大赛,邀请市民记录当天在阳台上观测到的所有鸟种。赵天天很早就站在阳台,清晨是观测鸟类的最佳时间,他注意到,一群接着一群鹭类从楼顶上扑扑地掠了过去,优美而敏捷。中午,红隼和凤头鹰也来造访,「平时觉得这些牛背鹭、夜鹭,看多了,有什么好看的,但是那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再次看到它们,也是好激动的,好像第一次看到它们那样激动。你就知道,自然还在很稳定地进行它的周期和变化。」
那是那个五月,他最快乐的一天,他足足看到了20多种鸟,一直看到天黑。
一天,赵天天看到,乌鸫在对面楼房的天台上筑起了巢。他用相机每天记录乌鸫繁殖育雏的过程,很快,一张有关赵天天的照片被传到了女生宿舍群里,照片上他看起来鬼鬼祟祟,同学们在群里向辅导员举报,「有人在偷拍!」
和赵天天认识的几位朋友在群里为他解释,「他好像……是在观鸟。」
在上海结束采访之后,我决定再背着双筒望远镜去一趟世纪公园。那天下着小雨,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我注意到灌木丛里有一个灰色的身影闪过。我蹲下去,从草木的缝隙中,看到了一只在地上蹦蹦跳跳的灰色小鸟,它离我很近,不到一米的距离。从它脖子上的白点,我认出了它的名字,珠颈斑鸠。我因为这个发现和确认欣喜不已,突然想起东来在自己的文章中所写的一句话,「『无名』的困扰少了一点,眼前弥漫的混沌又次稀薄,万物一旦具名,便都比我重要。」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的目标是一只戴胜的巢。4月末,「和平公园有戴胜在育雏」这则消息几乎传遍了上海观鸟圈。观鸟者和拍鸟人都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眼巴巴地看戴胜如何给孩子喂小毛虫。
接近傍晚,四周非常安静,只有我和两三个拍摄的人。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戴胜回巢饲喂小鸟。其中一个,是年近81岁的老人。雨点落在镜头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手帕,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擦去雨点。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其他的拍摄者都扛着硕长的镜头,大概有一只手臂那么长,只有他用一台镜头短短的相机,只有20-200的焦距。他自嘲这套装备「很不专业」,但是他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很难再扛起那么长的「打鸟镜头」。
突然,空中飞来一只色彩鲜艳的鸟。他眯起眼睛,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等待的目标,再定睛确认的时候,戴胜已经飞到巢边,将叼来的虫子衔给了幼鸟。反应速度太慢,使他错过了目标。老人叹了口气。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第一次,10分钟,第二次大约15分钟,第三次更长,长达半个小时。这对他的体力是个不小的挑战,他必须这么痴痴地站着,唯一的休息,是更换一下双脚的重心。
老人过去是一名基层法官,退休跟随女儿从北京迁居到上海。上海于他,是一座情感上疏离的城市。他没有其他爱好,只有每天下午到公园里找鸟,再被家人们的电话催促着回家。
每个喜欢鸟类的人,都有被鸟深深触动的经历,他也不例外。他和我分享自己为一只翠鸟心动的瞬间——
「有一次礼拜六,我跟几个朋友去一个公园。那天天气不是很好,我看到一只翠鸟,在那里捉鱼虾,身体小小的,一猛子钻进水里,很快又调转上来。它眼睛很亮,很有生命力。」
描述起那只眼睛亮晶晶的翠鸟,他神情专注,快乐无比。
他的神情让我联想到作家J.A.贝克。他患有高度近视和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人生最后的十年,他回到埃塞克斯的乡村居住,每天沿着切姆斯福德至海岸线行走,观察、了解游隼,写下丰厚的观鸟日记。1967年,他出版了《游隼》。被病残身躯束缚的他,始终渴望在广阔的世界里成为一只自由的隼。
他在书中写道,「自由,你无法想象自由意味着什么,直到你看见一只游隼如离弦之箭,冲入温暖的春日天空,随心所欲地徜徉在无边无际的光亮之中。他穿透一个个深邃的空中澙湖,向上,向上,直抵卷云构筑的白色岛礁。」
这是鸟教给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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