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 历史上的大事记

1900年8月14日，是北京历史上永远不能忘却的日子。这一天，由世界上八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美、德、意、日、法、俄、奥组成的侵华联军占领了北京城。
　　当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正加紧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惊慌失措，他们一面威胁清政府加紧出兵镇压义和团，一面策划直接出兵干涉。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7月14日攻占天津，对天津实行军事殖民统治。随后这支兵力达两万人的侵略军，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逼。在这危急关头，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全力抵抗侵略，反而任命奕和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向侵略者乞和。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攻通州，当晚日俄军队抵达北京城下。日军进攻朝阳门，俄军进攻东便门，守城清军和义和团顽强抵抗。14日，英军攻破广渠门，俄、日等国的侵略军也相继入城，北京终于失陷，落入八国联军的手中。同日，慈禧太后接连五次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但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她便带着光绪皇帝和亲信仆臣，仓惶逃往西安。
　　八国联军一进北京城，就疯狂地烧杀抢掠。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侵略军还到处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就开枪，以致“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侵略军公开准许军队抢劫三天，而实际上直到其撤离之日，可耻的侵略者从未停止过抢劫。大量历史文物惨遭毁坏和掠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几乎全部散失，其它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一共损失4.6万多册。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沙俄侵略军在这次洗劫中特别凶暴残忍，皇宫中凡是拿得走的贵重物品，一概拿走，凡是拿不走的便一概打碎，据估计，八国联军所掠夺的财物总价值不少于数十亿两白银。
　　继对北京的疯狂洗劫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1月，侵华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抵达北京。此后侵略军增至10多万人，分路侵犯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省境内。沙俄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六路，侵占中国东北，企图吞并东三省。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对德、奥宣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行列。
　　布告称：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约，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中国政府曾因此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继而又宣告断绝中德外交关系。但时至今日，德国潜艇攻击如故，中立国船只被击毁。奥国也同德国采取同一政策。中国政府不得已于14日上午10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处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中国与德、奥2国所订条约以及与中德、中奥有关的其他国际条款、协议，依据 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同日，中国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协约国、中立国驻华公使以及德国驻华代表、奥国驻华公使，通知中国正式对德、奥宣战。
　　中国对德、奥宣战以后，派出军队奔赴欧战前线。同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派，以参战为借口，大借外债，购置军火，装备其嫡系部队，准备发动内战，讨伐西南。

德苏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在1941年7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表示，苏联的卫国战争，不仅是为了保卫苏联，而且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这促使英、美政府要对法西斯侵略和战争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1年8月初，罗斯福、丘吉尔分别率领本国政府的官员乘军舰在纽芬兰的阿金夏港举行会谈，最后于8月13日签署了联合声明，14日正式公布，史称《大西洋宪章》。声明宣布了对德战争的目的和战后和平的处置。声明称英、美两国并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两国宣称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待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的保证。两国相信世界所有国家，无论为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两国赞助与鼓励其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以减轻爱好和平人民对于军备的沉重负担。
大西洋宪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动员世界人民，加强反法西斯联盟，打败德、意、日侵略者，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美国作为一个尚未参战的国家，与英国一起发表如此明确的声明，对德、意、日法西斯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大西洋宪章中也反映出英、美存在争夺殖民利益的矛盾。美国依仗其经济实力而极力强调把“机会均等”、“海上自由”的原则塞进宪章，这反映了美国要争夺英国殖民地的心情。
然而，总的说来，大西洋宪章不仅标志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的政治联盟，而且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1941年9月，在伦敦召开了讨论大西洋宪章的同盟国会议。英国、苏联、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挪威和“自由法国”参加了会议。实际上，大西洋宪章已成为这些国家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纲领。
苏联政府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促进反法西斯联盟进一步加强，于9月24日发表声明，赞同宪章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当前必须集中力量，尽快地解放被希特勒奴役的各国人民，在战后必须消灭法西斯。
罗斯福和丘吉尔两巨头在泊于大西洋的军舰上经过一连串高度机密的会晤，同意发表一个阐明战后世界基本原则的美英联合声明

1953年8月14日，苏联总理马林科夫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的生产了。马林科夫没有提及苏联制造和试验氢弹所获得成功的细节，他是在向最高苏维埃发表的长达四个小时的演说中有一段谈及此事的。
美国政界对马林科夫的这一声明感到震惊，但核科学家说苏联的成功是意料之中的。两国一直在为研制这种威力最大的武器而竞争。
尽管两国的研究最微妙的细节都是保密的，但有些美国科学家说苏联的氢弹居领先地位，因为苏联的氢弹小得可以用飞机运载，而美国去年在艾尼威托克爆炸的氢弹还是太大，不能用于实战。

1992年8月14日7时12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传来喜讯：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顺利起飞，成功地把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B1”通信卫星入预定轨道。
发射结果表明，“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将“澳星”送入了轨道倾角为28度、近地点高度为202公里、远地点高度为1049公里的椭圆轨道；火箭控制系统为“澳星”建立了所需的入轨姿态，航天测控网及时间用户提供了卫星轨道根数等主要参数。这次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第一颗通信卫星的合同完成后，“澳星”今后的测控，将由美国休斯公司负责。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要内容：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互相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的换文规定，此约失效。

1960年8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一、立即发动群众讨论增产节约指标及其具体实施措施；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三、大量精减非生产人员；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五、加强技术革新成果的推广工作；六、加强企业管理；七、厂矿企业领导必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指示中没有坚决大幅度压低过高的生产计划指标，在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被动的局面。

《朝日新闻》1993年8月14日在头版报道，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保存的当年日本陆军军官的业务日志中，有关于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秘密开发细菌武器和在中国各地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
《朝日新闻》说，中国方面的资料已经表明，731部队曾在中国进行细菌战。但是，得到日本方面的资料证实，这还是第一次。
据当时的作战课参谋的日志记载，1941年11月4日，一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湖南省的常德散布了36公里的有鼠疫大流行的跳蚤带。过了两周之后，便出现了有关鼠疫大流行的“战果报告”。在1940年9月18日的日志上还记载，作为细菌战攻击的目标，有宁波、金华、玉山、台州、丽水等地。在同年10月7日的日志上记载，“迄今为止，已经发动了6次攻击”，并且根据这种结果，对其后散布细菌的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
介绍：日本细菌部队——“731”
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军部根据天皇裕仁的密令，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两支秘密细菌部队，其中之一就是由石井四郎主持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称“第731部队”。
第731部队驻在哈尔滨市南部平房一带，占地30多平方公里，对外严格保密，仅修建四方楼细菌实验工厂就将参加施工的3000多名中国劳工全部秘密杀害。这支部队拥有细菌专家、科技人员3000余名，并有自己专用的航空队，还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建立了4个支队。第731部队设有8个部，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伤寒、副伤寒等。在实验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为此，设有可容三四百人的秘密监狱。该部队还负责培育散布细菌用的寄生虫，制造散布细菌用的特种武器，并拥有大规模的生产设备。用这些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微生物，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菌及数千万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
最残忍的莫过于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这些惨遭实验的活人来自中国的抗日爱国志士、无辜群众和苏联、蒙古、朝鲜人。他们称这些人为“原木”，对其任意宰割。日军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最常见的有菌液注射实验、染菌饮食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治疗实验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实验等。日军不仅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而且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但尚未死亡的情况下就对其进行活体解剖。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731部队驻平房5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
日本侵略者不仅大规模制造细菌武器，而且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97年8月14日，美国和南非的两名科学家在华盛顿宣布，他们发现了11.7万年前人类祖先脚印的化石，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的足迹。这组脚印是由美国古人类学家李·伯格和南非地理学家大卫·罗伯茨1995年9月在南非开普敦以北约97公里处的大西洋海岸的岩石中发现的。经过近两年的研究，他们认为这组脚印是人类祖先留下的，脚印长21.6厘米，可能是一名身高1.6l米的妇女的脚樱当时，暴雨过后，沙滩潮湿，脚印留下后很快被大风吹来的细沙掩埋，后经漫长岁月形成砂砾岩石，脚印因此被保留下来。

1900年8月14日，慈禧接连5次召见军机王大臣等，决定“出京”作“暂避之计”。
　　王文韶当日记载道：“我蒙召见五次，至刻刻召，仅有刚、赵二人同在，太后云：只剩你三人，务须随驾，其余之人各自回家，已丢我母子不顾矣。”除刚毅、王文韶、赵舒翘三人在值外，御前王大臣等均散值，各自回私宅。慈禧对王文韶说：“尔年高，吃此辛苦，我心不安。尔可随后赶来。刚毅、赵舒翘素能骑马，必须同行。”
　　15日清晨6点，慈禧率光绪及大阿哥浦口等仓皇出逃。天未明时，载澜飞驰入宫，说夷兵已攻东华门。太后知事情已到最后关头，要跳水自杀，载澜拉住她衣服说：“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太后乃徒步涕泣而出，发不及簪，光绪互助服及报随之。隆裕、瑾妃及大阿哥等一同登车，王公大臣或骑马，或徒步，踉踉跄跄，形成一支千余人的扈从队伍，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行，上午8时出西直门。天忽细雨，从者皆未携雨具，悉被淋透，其状萧索凄苦。
　　日暮，抵昌平。“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夜燃豆箕，人相枕藉而卧”。

1971年8月14日 毛泽东离开北京。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毛泽东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5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榫，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20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了解到一些异常情况后，突然决定立即离开上海后经北京火车站回到城内。毛泽东南巡期间，林彪集团十分焦急，想方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毛泽东南巡沿途的谈话内容，引起了林彪集团的极大恐慌。
　　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节录)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
　　……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些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