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悲剧：当艺术皇帝遇上艺术奸臣！

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如果哥哥哲宗能长命百岁，或许他能专心的做一个艺术家。

宋徽宗赵佶之所以闻名千古，有两个重要原因，来自于他两个极具反差的身份，其一，历代皇帝中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其二，他是大宋王朝有名的昏君。

说起宋徽宗赵佶，很容易让人想到南唐后主李煜，这两人有太多共同点了，首先两人都是莫名其妙就被推上王座，其次，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好皇帝，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二人同样都长满了“艺术细胞”，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大词人，一个是闻名古今的大书法家大画家，他们对于艺术的贡献要远远高于政治上的贡献。

一国之君，沉溺艺术，多少有些顾此失彼的意思，作为天子，为天下人谋福祉，造就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方为正业，而对于艺术上的造诣，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但历史，就是如此的具有艺术性，将一个艺术家，硬生生放在了皇帝的位置上。

宋徽宗赵佶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皇帝。他与宋哲宗一样，都是宋神宗的儿子，但排名相当靠后，仅仅是第十一个儿子。依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皇位要轮到他，机会可以说小而又小。在宋哲宗即位后，皇帝传给弟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可曾想宋哲宗英年早逝，膝下无人，没有天子之选，作为弟弟的赵佶在一番混乱的政治斗争中，鬼使神差的被推上皇座，那时候，他才仅仅18岁。

当时，朝中有人反对，认为赵佶轻佻随性，并不是皇帝的最佳人选，此言并不假，赵佶本来就是富贵闲情的王爷，对皇位素来没有兴趣，平日饮酒喝茶，逍遥惯了。但是太后却很坚持，还拿出先帝神宗的评价力排众议。

为了使政权平稳交接，太后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法，仿元祐年间高太后之例，临朝听政。

保守的太后，持政相对温和，为了避免朋党之争，他同时起用旧党和新党，让双方持衡。

经过精心的安排，太后以为万无一失，才放心的把政权移交给宋徽宗，徽宗亲政后，出于对太后的尊敬，尚不敢对政策有所更张，然而五个月后，倾向于保守的向太后便去世了。对新党来说，这正是重新崛起的良机。

宋徽宗是不谙政事的，他只知父亲和哥哥曾经是新法的执行者，于是下意识的倾向于新党，即位后的第二年，便改年号为“崇宁”，推崇熙宁变法的思想可见一斑。

于是，原本被罢官的蔡京再次得到启用，一个披着新党外衣的阴谋家重新回到政治舞台。

宋徽宗亲政让蔡京看到了机会，多年政坛浮沉，精明的蔡京意识到，这是以此绝佳的机会，他很快就发现突破口，这位皇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艺术控”，对于一个当权者而言，无异于是一个弱点。

而蔡京本身，也是一个颇有艺术造诣的书法家，其书法在当时算得前列，与宋徽宗可以说是志趣相投，于是乎，蔡京就像是多了一层保护色。

徽宗不仅酷爱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即位不久就在杭州搞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他跑腿的是大太监童贯。

童贯极得徽宗宠幸，他四处搜罗艺术珍品，在杭州足足待了一两个月，而当时，蔡京正好就在杭州。

蔡京自己操笔，画屏风，画纸扇，把自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转交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搜罗艺术品，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挖掘珍品送入宫中。

如此一来，徽宗龙颜大悦，将蔡京视作知己。

很快，蔡京东山再起了。

崇宁元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

位极人臣的蔡京，开始重拳出击，把矛头对准曾令他大吃苦头的元祐党人。

入相仅仅两个月，便把旧党党魁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苏轼等人一概列为奸党，又请御书把奸党的姓名刻石于端礼门，以达到“盖棺定论”的目的。

这个党人碑，就是耻辱柱，奸党子孙被剥夺政治权利，世代不得为官，这也是宋代规模最大的党锢之祸。

而蔡京，堂而皇之的成为了新法功臣，其画像高悬于显谟阁，以鼓舞正气。

蔡京羽翼逐渐丰满，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从未临祸，无非只是一些小贬谪而已，宋徽宗在朝期间，蔡京四次入相，权利愈发强盛，蔡京以新法之名义，打击政敌，结党营私，与太监童贯狼狈为奸，把皇帝玩弄于掌股之间，一时之间，朝廷乌烟瘴气，奸佞横行。

而宋徽宗呢，却徘徊在蔡京为他营造的艺术世界里不能自拔，什么置立应奉司、御前生活所、什么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名目杂多，极尽奇巧，以满足皇帝对美的追求。

尤其是“花石纲”，可以说是劳民伤财的典范了，蔡京命人四处寻访奇木异石，并人工运入宫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而当宋徽宗沉浸在那些层台耸翠，飞阁翔丹的艺术之中时，底层百姓早已是怨声载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无数血汗汇聚成轰然巨浪，便足以，掀翻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