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看不见的人，是如何感知空间的

在这个快节奏、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常常忙于追逐可见的事物，而眼睛看不见的人，只能用手“阅读”、用耳朵“眺望”——调用身体的其他部分来替代眼睛的功能，以有限的信息构建庞大的世界模型。

我们以为“看不见”是一种缺陷，殊不知我们的眼睛总是被过剩的信息、习得的经验和所处的文化环境遮蔽，而“看不见的世界”可能远比看得见世界更立体、更不受限制。作者伊藤亚纱经过与视障人士的长期相处，观察、记述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我们感受世界的另一种形态。

下文摘选自《看见看不见的世界》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大冈山果然是‘山’呢”

看不见的人所“见”的空间，和看得见的人用眼睛捕捉到的空间，二者有何区别呢？在与视力障碍者相处的岁月中，某一瞬间我突然弄明白了这个问题。

那是我和木下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一天，我准备在我的工作地点——东京工业大学大冈山校区的研究室，对木下进行采访。

我和木下在约好的大冈山站的出口碰了面，穿过十字路口很快就进了学校正门，朝着研究室所在的西九号馆走去。到了一个长约十五米的平缓下坡时，木下说：“大冈山果然是‘山’呢，我们现在正沿着它的斜面往下走吧？”

木下的话令我非常震惊，因为他说的是“山的斜面”。我每天都会经过那里，但对我来说，那不过是一段“坡道”罢了。

在我的认知中，那段路不过是从“起点”大冈山站到“目的地”西九号馆途中的一小部分，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意义上来说，都只是其他空间或道路的一个分节罢了，拐个弯就会忘在脑后。然而木下的描述，更像是在俯瞰整个空间。

正如木下所说，大冈山南边的地形像一个倒扣的碗，车站出口位于山顶，西九号馆则在山脚。我们刚刚走过的坡道，正是山顶到山脚的斜面。

然而对看得见的人来说，要在脑海中形成那样立体的俯瞰图非常困难。坡道两侧，排列着社团招新的宣传看板。走在学校的路上总会与熟面孔擦肩而过。前方，拥挤的食堂入口映入眼帘。扑面而来的各种信息，夺走了看得见的人们的注意力。要是没注意到这一切，那大概是在看手机。总之，对于坡道上的行人来说，根本没空去想自己正走在何种地形的哪个位置。

没错，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们的确是“行人”。确定好“通行路线”后，人就像在传送带上一样，在具有方向性的“路”上被运输着。相比起来，木下脑海中的概念更为开放，他就像一名滑雪运动员，可以自由地在宽阔的平面上画下线条。

即使身处物理层面上的同一个位置，人们赋予该位置的意义不同，体验也会截然不同——这便是木下那一句话带给我的震撼。人在物理空间里行走，同时也在脑海中的图像上行走。我和木下肩并肩走下同一段坡道，实际上却行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可以这样说：看不见的人不受“路”的限制。道路，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虽说每个人的情况各有不同，但看不见的人能够通过回声和盲杖的触感把握道路的宽窄和方向。眼睛可以瞬间从近至远看遍路的全貌，与之相比，凭借声音和触觉所能掌握的范围是有限的。不受路的限制，意味着看不见的人需要加倍小心慎重，但他们也因此摆脱了道路的束缚，拥有更为宏观的视野。

02

大脑里有富余的空间？

在同行时，全盲的木下获取的信息比我少得多。何止是少，应该说他只获取了两条信息。一条是“大冈山”这个地名，另一条是“双脚感受到的倾斜”。然而，正因获取的信息少，他在理解这些信息时，才能够在脑海中构建眼睛看得见的人无法看见的空间。

对此，木下是这么说的：“可能我的大脑里还有富余的空间吧。看得见的人，大脑会被超市呀、路上的行人等等塞满，而我们的大脑里，很多地方空着。但我也想利用这个空间，所以会尝试将信息和信息联系起来，就形成了那种俯瞰的视角。刚才，我所知的信息只有脚底感受到的‘沿着斜面向下’，我就会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某种程度上，可能看不见的人才有更多思考的空间呢。不然你一看就知道前面是个坡，转头便忙着欣赏周边的风景、蓝色的天空，还能看见晴空塔……这些就够你忙的了。”

这正是由少量信息产生特殊意义的实例。生活在城市里，我们眼睛捕捉到的信息大多是人造物。大屏幕里映出的偶像们、宣传新产品的招牌、地铁吊环上的广告……这些都是为了被看见而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和我们个人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意义”，纯粹是一种信息泛滥，是卷走一切视觉注意力的信息洪流。

确实，在看得见的人的脑海中，几乎没有木下所说的“富余的空间”。

看不见的人则与这种信息洪流无缘。当然，城市里也充斥着各种声音和气味，但木下仍然觉得“大脑里还有富余的空间”。前文中我提到，看不见的人不受“路”的限制，这个“路”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用混凝土或土做成的、字面上的道路，也是比喻意义上的道路。总而言之，是告诉人们“往这里来”、给人指明前进方向的“路”。

03

是我在利用信息， 还是信息在利用我？

人并不是百分百自发地、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很多时候都是不知不觉中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而行动的。

以“靠墙休息”这一行为为例，大多数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想休息而去寻找一面墙，而是看到了一面墙所以想靠上去。这一性质的行为在孩子身上尤为多见，比如“恶作剧”。因为看到了按钮，所以想去按一下；因为看到了台子，所以想要爬上去。隐藏在环境里的各种因素，成了诱发孩子某种行为的开关。

可以说，人的行为或多或少是环境设计出来的。

从一个开关到另一个开关，人就这样被吸引着注意力，眼花缭乱地在环境中移动。指明方向的道路就像环境中画出来的导线，说着“过来，过来吧”，持续引导着人的行为。

比如走进京都的桂离宫，你会发现它甚至连人们该看哪儿都设计好了，处处是引导人们行为的“道路”。实地参观后，我感觉桂离宫就像舞谱一样，从那以后便对它产生了兴趣。

桂离宫里有一条明确的道路，而在城市里，无数条道路纵横延展，其中大部分强烈地刺激着人的欲望。炎炎夏日走在路上，看到路边立着可乐的招牌，就会想喝可乐；看到“今日七折”的标识，便不自觉地走进超市，买一堆不需要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本就有这些欲望。视觉刺激之下，欲望在我们的体内生成，回过神来，我们已经变成了“带着欲望的人”。

毋庸置疑，正是这样过度的视觉刺激驱动着资本主义体系。否认它并非易事，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事实上，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就像提线木偶，很容易就会在这个装置的操控下起舞。

最近，在电脑桌面和手机页面上，类似的触发点越来越多。本想工作，打开电脑后却开始购物……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们每天都经历着轻度失忆，已经分不清到底是我们在利用信息，还是信息在利用我们。

04

“看不见的世界，意味着极少量的信息”

如上文所述，我们不妨把城市看作一个巨大的行为设计装置，这样一来，我们便可发现看得见的人和看不见的人之间行为的差异。后天失明的难波创太对我说，是失明，让他得以从道路、从城市空间的行为设计中解脱。

“看不见的世界意味着极少量的信息。当你走进便利店，目光会被各种美食吸引，优惠活动的信息也会不断闯入大脑。看不见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会在一开始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到店后告诉店员，买完就回家。”

众所周知，便利店是一个针对顾客购买行为精心设计出来的空间。便利店内的商品，从陈列顺序到摆放高度，都是促进消费的手段。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去便利店缴个费，但一不留神，又顺手买了布丁。

失明后，难波不再被这些闯入眼帘的东西迷惑，也就是说，他不再受便利店的摆布。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购物方式：

事先决定好要买什么东西，然后直奔主题。只奔着一个目的去，听起来有些鲁莽，其实不然。我们仍然不能忽略个体差异，但比起受到眼前事物的刺激就不自觉伸出手的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人能更从容、更宏观地看待事物。

05

不受摆布的安心感

当然，难波也说，刚失明那会儿，他曾为信息之少感到不知所措。与其说是不知所措，不如说是感到一种“饥饿”。

“一开始我很迷茫，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样才能获取信息……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我才意识到很多信息不要也罢，现在这些信息量便足够我活下去了。我的想法转变了，认为没必要拘泥于超出自己能力极限、意识范围的东西。拿刚刚便利店的例子来说，因为我根本意识不到那些优惠信息，所以我也不会特别想要买东西。意识不到的东西是不会想要的。在我还看得见的时候，总会通过电视和手机，不停地往大脑输送信息。所以刚失明那会儿，光是拿着手机，就能让我有安全感。视觉的切断让我产生了一种对信息的饥饿感，但最终也平静下来了。”

难波的这番话，在我听来就像是他的“顿悟”。在认识到“不强求意识无法触及的信息”之前的那两三年，对他来说，是理解并接受自己失去视觉能力的新身体所带来的“意义”的时期。

看不见的条件下，脑海中构建出的便利店空间，无论如何都会与看得见时用眼睛捕捉到的不一样。大概就像星座图，是一个仅标记出入口、经常买的商品和收银台位置的空间图式。

还是“看不见世界的初学者”时，难波总会把“看不见”当作欠缺。渐渐地，他发现凭借脑海中构建起的全新的便利店空间，自己也能实现一切。接受了这种新方式走在路上时，难波体会到了不受信息摆布、一直向前的安心。

06

正因没有视野，视野才更加广阔

前述大冈山的经历告诉我：有时候，比起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人能从更高的角度俯瞰空间。

我们通常认为，看得见的人能“一眼望尽”，所以能把握住更大的空间。然而，这反过来也会让他们被“路”所限制。因此，反而是看不见的人，能够超越目光所及的范围，把握住更开阔的空间。正因没有视野，他们的视野才更加广阔。这听起来像在抖机灵，其实它只是背离了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一种有趣的体验。

仅仅将“双脚感受到的倾斜”和“地名”这样有限的信息联系起来，便能在脑中形成一个俯瞰视角下的大冈山。这是根据推测而非视觉信息得出的判断。

推测得来的大冈山上，不存在车站前的超市，也没有麦当劳和医院。在碗状的土地上，只分布着车站、红绿灯、建筑物等几个地标，是一个几何的、抽象的、图式化的空间。如果说视觉是在描摹物体，尤其是物体的表面，那么通过推测得到的，更像是物体的布局、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获取的信息少了，但看不见的人可以通过突出布局和相对关系的图像来理解空间。

我们还可以通过看不见的人家里的装修，来理解他们把握空间的这种方法。人们以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以几何的、抽象的方式理解空间，便会以几何的、抽象的方式创造空间。情况虽因人而异，但整体而言，看不见的人的家里，确实倾向于几何、抽象。

我并不是说他们家里的椅子就是纯白正方体，地毯就是素色圆形的，而是说家里呈现出一种熵很小的状态，换言之，一种混乱程度很低的状态。没有多余的物品，东西也不会乱放，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井井有条。

理由很简单，东西不见了，找起来会很困难。要做到井井有条，意味着所有物品都有它们“该待的地方”，用完后，要将它们放回原处。剪刀在抽屉里，钱包在电视机旁，收纳托盘从里往外数第二样东西一定是酱油， 等等。规定清楚每件物品摆放的位置，想用时立刻就能找到。

如果某件物品不在它该在的位置，就必须得寻找—这对看不见的人来说需要费很大的劲，为此他们得用手摸遍家里所有的地方。很可能只是找不到遥控器，他们就需要给朋友打电话，请朋友来家里帮忙找。

最近出现了很多“能说话的电器”，看不见的人可以通过声音确认位置。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认为和家人一起生活才是问题的根源，独居反而更好。这不仅是因为有物品摆放问题，还有撞上半开着的门等更加危险的情况。

不同于走在大冈山上，在“家”这一场所中，人们除移动以外，还会有做饭、看电视、发短信等各种行为。为了过得轻松舒适，尽量让“脑海中的想象”和“实际的物理空间”保持一致非常重要。

比起让“想象”去配合“实际”，更为高效的做法是用便于自己理解的方式来布置空间。减少物品数量，采用极简的布局，这样一来，一种熵很小、几何的、抽象的家装便完成了。换言之，是根据“脑海中的想象”来改造“实际的物理空间”。

看不见的人无法记笔记，因此他们需要记忆很多东西。家里所有物品的布局自不必说，去车站的路上都有什么、公司的工位上都摆了什么，这些都必须熟记于心。见面的时间、地点，这种程度的信息尚可通过盲文、录音或键盘输入来备忘，但空间布局本身是无法用笔记记下来的。看得见的人只需看两眼的工夫，看不见的人则要用记忆力去弥补。

难波说，失明之后，有一种“不可能抱起的行李，我却必须全部抱着前行”的感觉。既然不能通过笔记这种形式将信息“外包”出去，那就必须掌握将信息高效存储进大脑中的方法。

07

盲人的时尚

这个话题好像偏离了空间的主题，但盲人在时尚方面，也体现出几何的、抽象的倾向。不仅是上一节论述的家装，在衣着方面，看不见的人也比看得见的人更追求整齐。简单来说，就是衬衫的扣子都会好好扣着。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当我问全盲的白鸟建二这个问题时，他笑着回答：“全盲的人，要么衣冠不整，要么没办法做到衣冠不整。”总而言之，有意识地“乱穿”反而更难。

在看不见的人当中，白鸟算是非常时髦的，此前与他见面，他就是一身粉色衬衫配复古鸭舌帽的打扮。我问他如何选衣服，他回答说，会根据看得见的人的反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衣服，比如“这件很合身”“那件差点意思”。他笑着说：“有时候也会出现很离谱的搭配。”

总之，“看不见”这一身体特征，不仅是知觉上的特征，它还会影响人对空间的理解、对家居的布置，甚至会影响人的时尚穿搭。这太有意思了！说不定，这个特征还会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08

视觉能力影响思考方式

“看不见”这一身体特征，孕育出独特的信息处理方式，进而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式，即“利用大脑的方式”。视力障碍分为多种情况，对应产生了利用大脑的不同方式。下面我想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关于立体视觉能力的例子。

美国神经生物学家苏珊·巴里（1954— ），在她的著作《斜视康复之路》（Fixing My Gaze）中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48岁时，她通过特殊训练，终于拥有了立体视觉能力。

一般来说，人的大脑会根据左右眼捕捉到的信息的“偏差”，把握与目标对象之间的距离，构建目标对象的立体形象。但巴里患有斜视，一直都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她的大脑只“信任”看得清楚的那只眼睛捕捉到的信息，另一只眼睛则被“无视”了。作为替代，她更细致地利用自己的大脑，强行制造出视觉“偏差”，总算能够感知距离。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她不仅能熟练驾驶，作为研究者，她也能阅读大量文献、发表论文。

这样的她，在48岁时第一次拥有了立体视觉能力。物体的立体感、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在她眼里变得清晰明了。进入一个陌生的房间时，她再也不会感到不知所措了。因为她现在可以瞬间把握房间内部的整体情况。

也就是说，她终于理解了什么是“空间”。巴里说，那是一种“充满魅力的、令人陶醉的”感觉。空间里有桌子、椅子，还有自己。48岁的巴里，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好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

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巴里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了什么改变呢？

据她所说，就像进入陌生的房间能够迅速把握空间的整体一样，阅读论文时，她也能一口气把握论文的整体。在此之前，她处理信息的方式是“由部分累积成整体”，但恢复立体视觉能力后，她形成了“先把握整体，再根据与整体的关系探讨细节”的思考方式。这是一个视觉能力影响思考方式的有趣例子。

09

看不见与看得见的人心中的富士山

看得见的人和看不见的人对空间的理解不同，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理解单词的方式上。你可能会感到意外，如何理解空间和如何理解单词有什么联系呢？其实，当看得见的人与看不见的人听到同一个单词时，浮现在他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富士山”。这是难波举的例子。对看不见的人来说，富士山是“上方有缺口的圆锥”。富士山的确如此，但看得见的人一般不会这么描述。

对看得见的人来说，富士山首先是“八字的两撇”。换言之，他们想象的不是“上方有缺口的圆锥”，而是“上方有缺口的三角形”，即一个平面图形。像月亮这样的天体也是如此。看不见的人想象的月亮，是像皮球一样的球体。看得见的人呢？在他们的想象中，月亮大概是“圆溜溜的”“像盆一样”，也就是说，他们想象的月亮是一个没有厚度的圆形。

将三维的事物二维化，把“具有高度的物体”转化成“平面图形”，是视觉能力的一大特征。尤其像富士山和月亮这种遥远且巨大的事物，视觉上我们会失去对其立体特征的感知。

在认知中，我们当然知道富士山和月亮不是薄薄的一层，但视觉带来的二维形象仍占了上风。我们的视觉能力倾向于将立体物体平面化，但重要的是，这种平面性又通过以绘画、插图形式呈现的文化形象进一步得到强化。

我们看待现实事物的方式是如何被文化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的呢？举木星的例子便能理解了。

说起木星，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一张有着大理石横条纹、棕色的天体照片吧。我们印象中的木星非常立体，大概它的条纹也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相比之下，我们脑海中的月亮就扁平多了。也许月有盈缺的特征加深了我们对它的平面印象，但为何我们唯独对月亮的印象如此平面呢？

原因不必多说，就藏在小时候看过的绘本、各种各样的插图，或者是浮世绘等绘画作品里。在这些图画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圆圆的月亮”。宁静的深蓝色夜空中，挂着一轮大大的、散发着温柔黄光的圆 —准确描绘月亮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种描绘月亮的定式，也就是文化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月亮形象，塑造着我们在现实中看月亮的方式。当我们看着眼前的事物时，不是直接看，而是透过“以前看过的东西”这层滤镜来看。

富士山也是同样的道理。从澡堂里的画，到日历、绘本，我们看过各种经过艺术加工的“八”字。而且不论是富士山还是满月都是吉祥的象征，“圆满”“八”的寓意进一步强化了“圆圆的月亮”“八字一样的富士山”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看不见的人，尤其先天就看不见的人，不仅无法通过视觉捕捉眼前的事物，也不曾接触构成我们文化的视觉图像。因此，他们得以摆脱看得见的人总是带着的文化“滤镜”。

10

盲人的色彩感觉

比起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人更能够理解物体实际的样子。他们大部分是通过模型来理解的。这是一种概念性的理解。对于无法直接接触的事物，他们就像记住词典上的释义一样去理解。

通过定义来理解事物——从看不见的人对色彩的理解上，我们能感受到这其中的妙趣。

虽然因人而异，但即使是从来没有见过实际物体的全盲的人，也能理解“颜色”的概念。听到他们说“我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时，我非常吃惊。询问之后发现，他们似乎是通过记住某种颜色的物品的集合，来掌握这种颜色的概念。

比如，红色是“苹果”“草莓”“番茄”“嘴唇”等“让人感到温暖的颜色”，而黄色是“香蕉”“道口”“鸡蛋”等“和黑色组合在一起表示警告的颜色”。

有趣的是，我询问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也没法理解 “混色”。如果见过混合颜料的场景，肯定知道颜色混合之后会变成别的颜色，比如红和黄混合，会得到中间色橙色。但对于全盲的人来说，这就像把桌子和椅子混合在一起，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即使他们知道“红色 +黄色=橙色”这个规律，也无法理解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11

看得见就一定有“死角”

让我们再次回到富士山和月亮的例子。看得见的人将三维的物体二维化，而看不见的人则会原原本本地以三维视点认识物体。也就是说，前者用的是平面思维，后者用的是空间思维。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只有看不见的人才能够将空间作为一个空间来理解呢？严格来说，看不见的人脑海中没有看得见的人那种“二维图像”。但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将空间作为一个空间来理解。

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只要使用视觉，就会存在“视点”。视点，即“从何处看空间和物体”，也可以说是“自己所在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非得站在某个具体的地方才能获得某种视点。

在看画和照片时，我们不需要处于画家和相机实际所在的地方，同样能获得他们的视点。看显微镜照片和望远镜照片时，我们甚至能够处在肉眼看不见的视点上。我们从哪里将目光投向空间和物体，哪里就是我们的“视点”，这一切也可以在想象中进行。

即使处于同一个空间，不同的视点也会带来不同的画面。在同一个房间里，从高处看到的和从低处看到的画面正相反。更有甚者，当你以虱子的视点从地板往上看时，或者以苍蝇的视点从天花板往下看时，肯定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然而，只要我们以自己的身体看世界，便不可能同时拥有多个视点。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事物，充其量只是“从我的视点看到的空间”，而无法以实际的三维模式去理解一个空间。

12

“太阳塔”有几张脸？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广濑浩二郎经常举的例子。

广濑的工作单位——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位于大阪的世博纪念公园内。1970年，这里是人气爆棚的大阪世博会的举办地，如今则是一个占地面积广阔、环境优美的公园。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就在公园的一角，位于过去世博会的主会场“节日广场”对面的左手尽头。

说起世博会的标志，毫无疑问是冈本太郎设计的“太阳塔”。虽说太阳塔是“世博会的标志”，但太郎本人对世博会的进步思想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才会设计出太阳塔这样冲破丹下健三的“大屋顶”、直指苍穹的建筑——这无疑是对丹下的羞辱。

可以说，太阳塔其实是“反世博的标志”。如今，大屋顶仅部分残存，而太阳塔依然耸立于大地之上，这样的雄姿，真正称得上“世博公园的主人”。

广濑问我：“你知道太阳塔有几张脸吗？”

大部分看得见的人都会做出同一个回答：“两张。”

确实，一眼就能看见太阳塔顶上有一张“金色的小脸”，身体中央还有一张“大脸”。

然而实际上，太阳塔有三张脸。除了刚才说的两张，太阳塔背面还有一张略显恐怖的脸，被称为“黑色太阳”。这和上文提到的月亮、富士山的例子相似，看得见的人一般会默认从世博公园入口看到的样子，就是太阳塔的样子。被这个视点所束缚，便注意不到背后还有一张脸。

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out of sight, out of mind），这意味着没有进入视野的事物，自然会被轻视和遗忘。而且，对于看得见的人来说，脸长在正面天经地义，不会想到背后竟然还有一张脸。

广濑说，通过模型来认识太阳塔的视障人士，通常不会产生这种误解。因为他们的模型能触及所有的面，所以不会被特定的视点束缚。他们所理解的太阳塔是整体的、立体的，包括两只手臂的粗细、头的倾斜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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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觉，则无死角

总而言之，看不见的人是没有“死角”的。与此相对，看得见的人只要尝试去看，就一定会有看不见的地方。接着，对于那些视觉死角，他们只能想着“大概是这样的吧”，用想象来弥补。

但看不见的人本就不去看，所以“只要尝试去看，就一定会有看不见的地方”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无视觉，则无死角。

从大冈山的例子也能感受到，看不见的人不会被自己所处的位置束缚，以一种鸟瞰的、抽象的方式理解事物。他们不以“在我看来是怎样的”，而是以“各部分的客观关系是怎样的”来理解事物的存在。正是这种客观性，使他们独特的三维理解方式成为可能。

我不是在强词夺理，但有时候，正因为看不见，人才能发挥想象力。因此，死角也不是完全不可取，比如“月亮背面的秘密基地”这种科幻设定，看不见的人就无法理解。和“看不见的东西”打交道的，说不定是看得见的人才对。

对了，太阳塔其实还有一张“看不见的脸”——位于地下展厅的“第四张脸”。这是冈本太郎作为看得见的人才能想出的，看不见的创意。

14

正面即背面，背面即正面

可能有人会说，哎，我虽然能看见，但我也很清楚太阳塔上有三张（四张）脸啊。在美术方面多少有些造诣的人，可能不觉得这是什么“难题”。

那么，知道太阳塔地面上那三张脸的人，认识太阳塔的方式是否就和看不见的人一样呢？我认为不一定。即使在脸这里没有“死角”，不代表就可以像看不见的人一样三维地认识事物。可能连设计师冈本太郎本人，也无法像看不见的人那样认识太阳塔。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看得见的人认为，第三张黑色太阳的脸是太阳塔“背面的脸”，我也不例外。我们都会这么理解：有红色锯齿状花纹和两张脸的那一面是太阳塔的正面，黑色太阳则是“藏在太阳塔背面的脸”。

太阳塔整体呈现的本就是人体的形态，因此我们自然会这么理解：红色锯齿状那面是肚子，黑色太阳则在背后。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会认定有肚子的才是“正面”呢？

对于看得见的人来说，空间和面有着金字塔般的价值排序，“正面”这个词直接显现出了这种价值的序列。就人体而言，有脸的是正面；如果是建筑，外立面为正；如果是瓶罐，那么有图案的就是正面……

“端正的一面”，即“适合被看到的一面”，被称为“正面”；与之相对的面则被机械性地判定为“背面”。这一面有时也会给人不正当的、反社会的，甚至有点不三不四的感觉。“后街”“走后门升学”“背地里”这些叫法，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语感。

先天看不见的人，在衡量正面和背面的价值时并没有金字塔般的等级概念，所有的面在他们心中都是平等的，正面即背面，背面即正面。比如太阳塔，三张脸是等价的。通过模型来认识太阳塔时，他们并不会区分这张脸是作为正面的正确的脸，那张脸是背面隐藏的脸。正因他们抛开了一切视点，平等地对待每一面，才能实现这样的认知。

说白了，着重于“脸”的元素设计出太阳塔，便印证了它是看得见的人才会创造出的作品。因为对于看不见的人来说，脸在各个身体部位当中算不上特别。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感情和身体状况，声音比脸更加重要。

这种对“脸”的执着，见于太郎的所有作品。太郎既是文化人类学者，又为“耐人寻味的面具”所陶醉，可以说，他是一位出色的“看”的艺术家。

15

内外等价

正面即背面，背面即正面。“内”与“外”也是相同的情况。对于看得见的人来说，内与外完全不同。外是看得见的，内是看不见的、被隐藏的。但对于看不见的人来说，这种区别从一开始便不成立。

这是一位盲校的美术老师举的例子。在课堂上，这位老师让学生用黏土制作立体物品。有个全盲的孩子做了一个类似罐子的东西，并开始精心地在罐子内部雕刻起来。看得见的人如果要精雕细琢，肯定更注重外表。

那孩子却从罐子内部做起。这说明在他心中，罐子的“内”和“外”是等价的，他绝不是想要把花纹“藏”在里面，只是在罐子的“表面”上雕刻罢了。

其实，太阳塔也有“内里”。那是一个巨大的树状艺术作品，表现了生命的进化过程，被称为“生命之树”。由于伤痕累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开放参观。经修复后，“生命之树”预计今年（2015年）内将重新面世。1970年世博会时，游客可以乘坐扶梯参观孕育着生命之树的太阳塔“胎内”。

不清楚看不见的人大脑中是否存在能够再现太阳塔内部的模型，但对于他们来说，内部和外部是等价的。也许在他们的理解中，太阳塔翻过来就是生命之树，生命之树翻过来就是太阳塔，就像内外两用的物品那样，内外可以互相转换。

不仅正面和背面的三张脸是等价的，外部的太阳塔和内部的生命之树也是等价的。当我尝试理解看不见的人对于空间的感觉时，一种太阳塔要融化了的感觉向我袭来。对于看得见的人来说，用三维的方式直接理解三维事物，真是令人头晕眼花。

因为看不见所以“不受视点束缚”，这一特征竟会让人们认识空间和事物的方式发生如此大的改变。由此产生的差异进一步带来了语言意义上的差异、感知土地的差异和信息处理的差异。

本文摘编自

《看见看不见的世界》

作者：[日] 伊藤亚纱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译者：徐嘉忆 / 黎晓言

出版年: 2024-6

编辑 | 轻浊

配图｜《假如猫从世界上消失了》《推拿》《 再见了指挥大师~父亲与我的热情~ 》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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